一位父亲独自带娃离开上海的两个月｜新气集
文｜李梓新
3月25日，当天大雨，浦东机场只有七八个出港航班。我和6岁的女儿果然坐上飞机飞往成都，太太和儿子留在上海家中。
我的朋友傅踢踢把这称之为一场“家庭生活实验”，在我和果然离开上海两个月之后重返的时候，上海解封的前夜，他邀我做了一期播客节目，谈谈我们在外的流浪经历。
封控的两三个月，对每一个上海家庭都是巨大的人际关系考验。我把家里最小的孩子带离上海，太太和17岁的儿子获得了相对宁静的个人空间。我和女儿有着相对的行动自由，却也进行着艰难的互动。我们一路到了四川、广东、江西、厦门，最后在5月23日回到上海。
整整60天的行程，也带给了我很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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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节目节选 -
文字整理 子仪
一次“家庭生活实验”
傅踢踢：李梓新老师在疫情期间非常不同的“家庭生活实验”是我视野范围内独一无二的案例，他把家庭成员分成一半一半，独自带女儿出去，剩下的家人留在上海。
李梓新：我的情况的确相对独特，这件事情是有一个前因的。上海这次疫情在3月10号左右气氛已经有些凝重，那天女儿学校有了一例密接，我女儿就成了次密接，这在当时是需要去酒店隔离的。我和太太商量，我和儿子出去住，她和女儿，还有我们家刚上岗一天的阿姨一起隔离。因为隔离酒店不够了，所以她们就在家隔离了14天，我带着儿子在外边度过了比较风平浪静的14天。
到了3月20号左右，我判断这次疫情会很严重。我家女儿还很小，只有六岁半，比较难带，隔离的14天里我太太也已经带得筋疲力尽了。我就产生了一个接力的想法，在刚解封前几天，我买了去昆明的机票，我们准备用解除隔离时开出的核酸报告上飞机。结果那班航班还被取消了，又因为核酸结果没出来，我们在第二天一个大雨天乘飞机走了。那时候的出行还没有很大障碍，只是落地成都第二天疾控中心打电话，让我们去做了一个核酸。
傅踢踢：你们的行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李梓新：我们先到了成都，然后去了潮州、宜春，然后到厦门、泉州，最后回上海。关于这个安排，也有朋友问我为什么太太和儿子没有一起出去。当时我们商量，儿子需要上网课，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预料到会封这么久，我就自告奋勇带女儿先出去了。
年初不会想到，43岁生日会回到老家潮州过。
傅踢踢：你们在选定目的地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你的老家是潮汕，太太的老家是宜春，在选定目的地的时候，也结合了带女儿返乡的想法吗？
李梓新：对，是一种结合。我们先是在成都的朋友家住了十多天，等到行程码上的星消掉了，就打算租车去青城山、都江堰这些地方走一走。
预订酒店的时候也需要一些技巧，得先问外地身份证是否接收，然后说清楚我们的行程码不带星，有些酒店是可以接收的，但也有的酒店是只要看到身份证是上海的就不接收。
我们找到了一家青城山的亲子酒店住下来。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听到了两个老人在讲上海话，觉得他们应该也是从上海流落出来的，就跟他们聊了一会儿。没想到他们的故事更加复杂，老人的女儿和女婿在二月份就带着马上幼儿园毕业的儿子去海南玩了，后来上海回不去了，三月份两个老人从上海飞出来，和家人在四川会合。这两个月他们已经花了二十多万了，也不知道后面继续会怎样。他们还推荐了我们都江堰的酒店，是不查上海身份证的，于是我们去都江堰住了6天。
在“流浪”中探索新的互动关系
傅踢踢：你们在这么长的行程中看上海发生的事情，还有家人在上海，你们的感受跟身在上海的人有什么差别吗？
李梓新：身体虽然比较自由，但整个精神都还是被这件事情占据了，这就使得旅行的性质被削减。而且跟这么小的孩子24小时朝夕相处，时间久了是非常磨人的，这种疲累也会折损我们去探索当地的兴致。我女儿因为不用上学，也就睡得越来越晚，第二天也起不来床。我身上还有一些工作要处理，就需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早晨处理一下，于是我也没有动机喊她起床，我们的作息整个变得比较混乱。
独自带小孩出行的父母会知道，你有一根弦是始终紧绷的。小孩也是敏感的，她知道离开了家能靠的只有爸爸，所以会比在家更粘人。和孩子之间没有comfort silence的空间，我的事情也会经常被她打断，这也构成了我们行程中的主轴。
傅踢踢：你回忆这次和女儿的行程，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
李梓新：有一件事发生在成都，当时我们住在朋友那，他们的院子经常会做一些分享会，也邀请了我。分享会需要两个小时，他们找了一个幼教的老师来陪果然，到了十点钟出头，果然还是忍不住要拉着我走了，但她能够“帮”我坚持两个小时也很不容易了。虽然这两个分享会都是以我为主的事情，但也是我们关系互动上的一种探索吧。
在成都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果然都画了画。还画了些生活记录和自画像。
女儿还在我的引导下开始看86版的《西游记》，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会和她随机讲一些知识，比如孙悟空被压了500年，那么离现在500年前的嘉靖时期是什么样的，这些现实和传说都可以勾连起来。
傅踢踢：在这个过程中她的情绪有什么变化吗？
李梓新：她知道上海有病毒，暂时不一定能够回去，她和妈妈、哥哥也会每天视频，起初情绪还可以，在成都也玩得很开心。但是到了青城山之后就渐渐有些疲劳了，对爬山也不是很感兴趣。因为“流浪”久了，可依赖和对话的人比较有限，她天性上也比较羞涩，之后的旅途里她基本就只认我。我也深切感受到一个人长期带娃是很困难，而且不太健康的。我选择去了我的老家潮汕，希望老人可以帮忙带带。但是我们在潮汕待了十来天，我也只有一个下午是可以脱身的。后来我辗转带她去宜春，找外公外婆，即使外公外婆是她熟悉的，她对我的依赖也是远远超过他们的。
我们后来从宜春到了厦门，在那里，我们一个星期做了五次核酸。这些所有的腾挪其实都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影响，对她也是很大的挑战，这是大人不一定能体会的。
傅踢踢：因为平时在家和学校，那些环境对她来说是比较熟悉的。你带她出去在不同地方之间流转，陌生的环境带来的一方面是新鲜感，一方面肯定也会有不安全感。我知道你2020年的时候在伦敦居家过半年左右，当时的情况跟这次有什么区别呢？
李梓新：现在回头看起来，伦敦从2020年3月起的lockdown是他们最认真的一次，除了超市所有的商店全部关门，小朋友的游乐设施也都被胶带封起来。那时候我们一家四口在伦敦住的临时居所也不是很大，加上对第一波疫情的恐惧，所以那时候对病毒的担忧会比今年在上海的朋友们更强烈一些。而且当时伦敦也是几乎完全停摆，非常安静，我女儿四岁就在门口的广场上学会了骑自行车。伦敦的经历还是让我印象蛮深的，而今年对上海最大的印象还是网上讨论的种种让人难以接受的事情。
家庭分工，现代人的巨大难题
李梓新：我太太说，这确实是我们结婚十几年来第一次，她能够完全自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成家之后很快就有了孩子，所以她的个人时间是非常少的，只有她去香港一个人读研究生的那段时间是相对自由的。因为我们家是“双创双孩”，协调分配还是很难的。现在我把最小的孩子带走了，大儿子也比较大了，他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我太太反而有时间不受干扰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傅踢踢：疫情封控期间我们发现了一个明确的变化，就是要和亲密的人24小时在一起，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接触越多，摩擦越多。你们的这次生活实验，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反向尝试。在大家都在感受24小时相处的时候，你们反而拉开了距离，在这个距离当中找到了更自在的节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李梓新：任何事情都有两面。这段对上海来讲特别的时间，我们没有一起去经历，也没有体会过大家一起抱团在家的感受。借这个话题我也想聊聊，对于有了小孩的夫妻双方，我认为这种分工合作依然是巨大的难题。现代人喜欢标榜自己独立，但那是不是意味着最好不用老人帮忙带孩子呢？我父母那一代是知青，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独立带娃的一代。但在今天的大都市生活里，我们很难做到真正没有老人帮忙带小孩。
在两个人都工作创业的情况下，夫妻分工，平衡关系，还要保持交心的交流，都是很大的挑战。更不用说要了二胎的情况下，二胎父母年龄总归大一些，还要麻烦高龄老人带孩子。
傅踢踢：我接触的一些有孩子的家庭，大部分没有把分工当成一个主观目标，而是在长期的家庭磨合中去进行“自然分工”。根据你描述的的家庭状态，我感觉你们对于分工这件事情长期以来有很明确的自主意识，我觉得是比较少见的。
李梓新：“自然分工”听上去好像很美好，但如果我们想要实现真正的独立，可能还是得通过社会化解决一些问题。比如在上海，你不得不找阿姨，但现在好的阿姨非常难找，越来越流行的趋势是阿姨只负责专门的工作，比如做饭、带小孩。当你想要像国外那要独立一点带娃，可能会在现实里头破血流。但是我们又不想轻易回到依靠老人的情况，那么在我看来这就肯定意味着要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语境。我觉得理想中寻找你说的那种自然分工当然是好的，但是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可能都是不一而足的。
傅踢踢：我说的“自然分工”不是两个人心照不宣达成一种默契，和谐地实现了家庭分工。“自然分工”其实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不满和争执当中去形成的妥协吧。
我身边有很多创业的朋友，也算是事业上挺有成就的男性，他们在这次的疫情中会有一个感受，他们没有任何太激烈的反对情绪，但是仍然觉得自己原先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了，而且是没有办法逃避的那种打乱，很多家庭很大一部分的摩擦往往是因为有小孩。
李梓新：从我两次做父亲的体会来讲，每次都是很不一样的。在整个当下社会的变化浪潮中，关于养育这个事情的被认知也在被不断刷新，我们还有很多的盲区。其实小孩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非常丰富立体的东西可以触发我们去思考。我们父辈那种比较粗糙的育儿时代也很难回来了，而且我认为对孩子比较细致的关注还是有道理的，只不过时间的矛盾、现实的矛盾、精力的矛盾在当下城市的格局里太大了。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上有老下有小”人群和都市的捆绑被这种矛盾加重了，比如有小孩就需要学区房，最近还流行露营，都需要你去研究这些场地，给孩子找玩伴等等。当然也有很多人说可以创意育儿，但我还是觉得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对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虽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追求一种彻底的稳定，但是一直在旅行带来的波动对太过年幼的孩子还是不太合适的。这也导致了很多人的生活会被孩子锁定在一个地方，这是一个事实，父母也想要给孩子比较好的环境，所以就造成了双向奔赴和双向纠结吧。
交叉变化的父职和母职
傅踢踢：我觉得你隐隐有在表达一种意思，就是男女在家庭关系中的平等是一种很明显的趋势，尤其在一线城市。我们过去经常会划分父职和母职，但现在这二者之间有很多交叉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父职和母职的意义肯定会不断变化，你们夫妻双方在这次家庭实验中有体会到这种变化吗？
李梓新：我可以先讲两件事。这次带女儿出去，我遇到比较大的一个困扰是我不太会给她扎辫子，这是作为父亲的一个困难。无论是从美观还是方便的角度，扎起来是好的，但是因为我的水平一般，没有办给她扎得很好。就像你说的，父职和母职是非常混合的，但确实男性和女性有自己擅长的部分。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父亲带女儿上厕所。她已经六岁，带她进男厕还是有点尴尬了。但是在上海之外，蹲厕的比例非常高，所以我还是需要在旁边照顾她。这一点我觉得是父母都能做，只是社会传统还没有完全为我们做出一些设计。
回到父职和母职的话题，在上海女性的事业和经济地位超过男性的是大有人在的，但是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情况并没有那么好，有些女性在绽放出自己光彩之前就被社会或者自我抑制了。她们的天性没有得到自然舒展，这是一件很不公平的事情。我觉得时代的进步会使大家尽可能地舒展自我，然后再回头来看这种父亲母亲之间的自然分工，甚至一种阶段性的分工。只不过带小孩这个事情的社会评价不是特别高，很少有人在工作履历里说自己带过几个小孩，但在家庭里，我感受到一个趋势，带小孩的人话语权变得更高了。
傅踢踢：这次回来之后你和太太的交流，有什么新体会吗？
李梓新：我深刻体会到，单独一方长时间带孩子都是不太健康的，可能还是需要双方交替，发挥各自的长处。比如在管理女儿方面，我太太的威信比较好，但讲一些知识这块，我会做得更多一点，这种家庭互动是很好的。我和我太太有一个理论，一个四口之家可以排列组合出很多关系，就像我单独带女儿出去就只会有我们两个人之间这一种关系。现在二胎、三胎的情况越来越多，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也是很值得去研究的。
“我挑着担，我牵着马”的两个月结束，准备回上海，在杭州东站的留影。
傅踢踢：最近的一些社会事件也体现了长久以来我们身边很多人对生孩子，尤其是二胎、三胎的抵触情绪。你觉得这次疫情发生之后，要小孩的家庭比例还会高吗？有小孩的家庭对小孩会有什么态度或者培养方式上的变化吗？
李梓新：一个小孩可能会对一个中产家庭带来牵扯和变化，这种可能发生的结构性的重塑会给很多想要小孩的人带来震慑。我认为这几年新冠疫情对不同年龄段的小孩成长冲击都蛮大的，包括像我儿子这样一个青少年也会不太适应学业上的变化波动，对5、6岁的小孩影响也很多。这段时间持续太长了，孩子们都处在成长的关键期。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我一路上到成都、潮汕、厦门，包括刚刚解封的泉州，看到那种街市的烟火气都觉得特别感动，但又很复杂。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处在一种被切成一个一个豆腐块的状态里，你不知道暂停键什么时候会按下来，大家只能抓紧用烟火气生活一下。
果然从今年2月3号开始学我每天记日记。三月份，她记下了在幼儿园上学的最后一天，和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这些字都是她口述，我们打在电脑上，然后她抄写的。到现在还每天都坚持写。
傅踢踢：我个人会把你家庭生活实验的整个轨迹作为一个隐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挑自己的方式去适应变化，去改变自己，去让自己过得更好。现在你回到了家里，重新过上了四口人的相对比较完整的家庭生活。我们也要陆续面对解封之后如何复工复产，如何恢复信心和预期这样的一些事情。今天听你聊了很多，一方面让我重新思考家庭分工这件事情，另一方面我觉得你说的很多话能够让我找到一点信心，这个信心也是我们将来去面对生活，重新找回我们熟悉和喜欢的状态的重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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